围绕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问题，李伦教授进一步区分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受体。道德主体必须具备道德决策能力和道德责任承担能力，二者缺一不可。人工智能即使能够作出复杂判断，甚至影响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，也并不意味着它具备完整的责任承担能力。李伦教授由此提醒，应当警惕轻率赋予人工智能道德主体地位，同时也应保留讨论其有限道德受体地位的可能。

李伦教授回应了辛顿关于数字智能可能取代生物智能的判断，并将其概括为“AI虎论”和“人机母婴关系”。当前人工智能如同幼虎，看似温顺可控，但成长为成年老虎后，便可能展现出远超人类的力量。辛顿试图通过“母婴关系”寻找人类与超级AI共存的可能，即希望未来超级AI像母亲对待婴儿一样关怀人类。李伦教授指出，若沿着这一方案推进，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将“母性本能”加以数字化，并在数字化之后嵌入AI算法和系统结构之中。李伦教授引入了“伦理工程学”的思路，指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可以区分为人源性风险和技源性风险。前者来自人的不当设计、使用或恶意操控，后者来自技术自身的不成熟、复杂性和内在缺陷。伦理工程学的核心，正是通过“技术-伦理”互嵌的方式，将伦理原则、价值规范和风险防范机制转化为可执行的代码、算法。

讲座后半部分，李伦教授借用《庄子》中“浑沌开窍”的故事，提出“一窍不通”作为理解人工智能伦理极限的核心隐喻。故事中，“倏”与“忽”出于善意为“浑沌”开七窍，结果七日之后“浑沌”死亡。李伦教授借此说明，即使重大技术发展初动机良善，也可能产生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。人工智能发展同样如此，当技术发展触及人类主体地位、社会秩序和存在条件时，便不能再简单遵循“能够即应当”的逻辑。“一窍不通”并不是拒绝技术，而是提醒人类在技术发展中必须保留最后的限度。李伦教授进一步通过“龙工智能”和“猴工智能”思想实验强化这一警示，一个物种一旦创造出综合能力超过自身的存在，其未来命运便可能不再完全由自身掌控。因此，人工智能伦理必须把“是否应当创造超级AI”置于“能否创造超级AI”之前。

在结论部分，李伦教授提出了“人为机纲”的人机应然关系主张。所谓“人为机纲”，并非简单回归粗糙的工具论，也不是否认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和潜在道德意义，而是强调在人机关系中，必须坚持人的目的地位、责任地位和规范地位。人工智能可以增强人的能力，协助人类完成复杂任务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被纳入道德关怀，但不能被制造成凌驾于人类之上的道德主体，更不能以技术发展的名义瓦解人的主体性。

讲座最后，现场师生围绕人工智能与生态伦理、技术治理、道德责任等问题展开交流，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理论空间。整场讲座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根本伦理问题，引导大家重新思考技术发展中“能否”与“应否”的关系，也进一步凸显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人的主体地位、人类责任和伦理限度的重要意义。

初审丨吴朋飞

二审丨陈敬坤

终审丨尤   洋